0 引 言

推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进程的因素固然多元，但具体到2020 年，三个关键词尤为突出：疫情、变局与技术。疫情作为突发事件所带来的全球性冲击不难理解，所谓变局即国际力量格局的进一步深入演化，以及新兴技术与应用的不断演进，这两方面因素对网络空间发展态势的塑造在近些年来早已初显端倪，并逐渐成为一种“新常态”。但在2020 年这一关键节点，这些因素前所未有的相互叠加与共振，一方面使得诸多现实问题与客观挑战更趋复杂，影响了2020 年网络空间国际治理具体进程，但另一方面也蕴含着新的发展方向与机遇，对未来网络空间的力量格局与秩序构建带来深远影响。

1 全球性疫情加剧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供需失衡

“一个新十年的开局总会是一个展望更广阔未来的邀请”[1]。根据既定节奏与计划，2020年原本应是繁忙的一年，围绕网络安全、数字经济与新兴技术等各项网络议题，从UN 到G7、G20，从IGF 到GGE、OEWG，从WEF 到ITU，从多边、区域到双边，各层级渠道与平台的相关计划与议程“满档”，但疫情客观上导致大部分议程不得不暂停或延期。与此同时，疫情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各国大量的时间精力与人力物力投入到全面抗击疫情，对其他领域的关注与资源投入或多或少受到牵制，因此，总体来看，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既定节奏受到一定影响。但这只是表面现象，更为深层的影响在于，疫情期间的网络安全隐患与治理需求不减反升，在治理“供给”相对不足的现实下，造成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态势整体上呈现“供需”失衡的特点。

从需求层面来看，一方面疫情催化了新型网络攻击事件，带来更加严峻的网络安全压力。如在疫情期间，网络犯罪分子与黑客组织借机“兴风作浪”。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NCSC）发布公告称，越来越多的网络犯罪集团利用新冠病毒进行恶意攻击，开展网络勒索和身份窃取的犯罪行为[2]。甚至还有犯罪分子为窃取疫苗信息针对医疗、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门发动网络攻击。另一方面疫情催化下的线上应用激增带来更加深层次的社会治理需求。在疫情期间，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应用激增，在疫情监测分析、病毒溯源、防控救治、资源调配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带来一些有效监管、权责边界与隐私保护等社会问题。经此疫情，国际社会各方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数字经济与“线上”服务事关未来发展，相应的安全风险破解与有效治理必须跟上，这也对未来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方向带来一些新的思考，可以说，伴随疫情冲击，数字社会得以加速成型，与之相关的安全与发展问题必然会成为未来网络空间国际治理新方向。

从供给层面来看，实践中面临治理“供给”不足的困境。既有的传统治理机制在应对突发性、复合性危机面前显得力有不逮，而新的治理机制建设又跟进不力，难以发挥应有实效。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受关注的联合国框架下“双机制”（GGE 和OEWG）的建立与并行。为适应网络空间治理“多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传统，联合国框架一直在努力做出相应机制改进，从GGE 成员国代表的拓展与轮换，到尝试打破政府渠道传统，设立OEWG 来吸纳其他非政府主体参与相关进程，旨在适应新形势，进一步提升联合国框架的代表性与参与度。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实际运行，“双机制”并没有如各方所期望取得一些突破性进展，并未在推进网络空间行为规范从原则性共识到进一步落地方面取得令人满意的成果。这其中固然有疫情影响既定计划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于联合国框架本身存在的机制性问题，难以应对深层次、全局性的网络空间治理问题。再加上议题的多元，介入机构繁多，相关职能职责的交叉与不清，缺乏顶层统一协调与整合的情况下，必然影响其效率。这些机制性因素都在客观上影响其在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由此可见，这种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供需”关系在疫情之下，其缺口有不断扩大的趋势，如何有效弥合和缩小对于未来网络空间发展至关重要。

2 地缘政治博弈深刻改变网络空间传统治理生态

一直以来，在互联网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际社会各方对于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的认知，从治理原则到治理模式，从治理政策到治理实践，从治理主体到治理重心一直充满争论和探讨。但也正因这些争论的存在，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网络空间治理的生态都呈现“多元”发展态势。比如一直以来国际社会各方对于网络空间各主体作用的争论，即使是在互联网发展初期，排斥政府主体介入治理进程的网络自由主义思潮十分流行，但与之针锋相对的关于低估现实政治对网络空间发展未来影响的声音也依然存在。虽然争论一直有，但这些争论背后的基调与底色仍然是如何能够更有效促进网络空间有序发展，只不过对具体指导原则与实现路径见解不同罢了。但近年来在地缘政治的强烈冲击下，情况却发生显著变化。

文章来源：《电工技术学报》 网址: http://www.dgjszzs.cn/qikandaodu/2021/0728/805.html